中国联通：从产业投资角度看联通价值 中国房产5大属性决定地产商如何过冬 中国石化:成品油市场化内外条件正趋成熟 王建宙:中移动不会投资发达国家 更关注新兴市场 中国汽车工业“自主”的崛起
23万亿的流动性释放出来，就可以出现新一轮强劲增长

沿着上周专栏文章“全世界都在看中国怎么做”的思路，既然美国出现的金融危机有着世界贸易长期不平衡以及流动性异常膨胀的背景，既然与近三百年前发生的“17世纪危机”有着同样的背景，并伴随世界贸易的减速和流动性短缺而将危机进一步延伸到没有多少贸易以及金融含量的GDP领域，那么，在美国出现的金融危机势必会演变成另一场世界性的经济危机。

虽然目前美国共和、民主两党以及国会尚未就财政部提出的7000亿美元救市计划达成一致，并且有过百位经济学家上书国会表示反对。但是，货币问题只能用货币解决。当然，反对者担心因大举追加财政赤字而导致流动性短缺压力进一步放大，进而对日后美国经济产生长期的负面影响，也不是没有道理。

没钱是万万不能的。没有钱，美国GDP当中的投资率就会进一步下降；没有钱，占美国GDP 80％以上的消费就会在失去信贷支持下陷入疲软；没有钱，美国的出口能力就不会改善，就算是美元重回贬值通道，也无法增加出口并因此削减贸易赤字。

很赞赏《理财周报》在上期封面上打出的“中国周期”这一口号。中国是当今世界流动性最富有的经济体，如果将目前囤积在央行的总额高达23万亿元人民币、占全部金融机构资金合计四成以上的流动性逐步释放出来，并且沿着先公共基础设施投资、后企业固定资产投资、再居民住房投资的路径逐步扩大投资规模，进而在由此扩大就业机会和拉动居民收入增长的基础之上，扩大国内最终消费，中国就可以实现所谓经济增长由出口拉动向内需拉动的转变，就可以变危机为转机，就可以出现新一轮强劲的增长。

同时，该等增长可透过贸易的管道向与中国保持密切关系的伙伴国渗透，使世界经济出现一个独特的“中国周期”。

但是，到目前为止，种种迹象表明，这仅仅是一个合乎逻辑的预期或假象，要想变成现实，还存在很大的阻力。

在我看来，最大的阻力不是来自中国经济的现实层面。没有人可以否认，尽管过去30年中国经济扣除物价上涨因素后累计增长了14倍以上，初步的工业化繁荣开始出现，但是，中国的非农业人口占全部人口的比例还只有35％，远远低于完成工业化所对应的70％这一门槛。这意味着中国的工业化目标还远远没有实现，也意味着中国经济增长还能够持续下去。

更加重要的是，中国的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与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的差距，经过了30年的经济持续高速增长之后，不但未能明显缩小，反而由1978年的2.57倍，扩大到2007年的3.33倍。这未必不是过去30年与中国经济增长最不对称的败笔。

与此同时，伴随中国经济增长出现的是，基础设施建设严重滞后，能源供给严重短缺，空气比以往任何时候更缺乏清洁，饮用水甚至工农业用水比以往任何时候更缺乏安全。所有这一切，都需要扩大投资来解决。

那么，最大的阻力究竟来自哪里？与以往相比，我越来越深信，导致中国5年来连续执行以限制固定资产投资为重点的宏观调控政策的原因，同时也是今后中国扩大投资的最大阻力，是来自一个可以概括为“投资过热”的、极不科学的经济发展观。

这一观点的核心是，只要投资增长速度过快，标志是固定资产投资增率是GDP增长率的2倍以上，就认为“投资过热”出现了，需要加以抑制。进一步说，这一观点甚至还认为一个经济体GDP当中的投资率不能超过30％。

然而，实践证明，在世界范围内，几乎所有快速增长的经济体都同时存在较高的投资率；而几乎所有增长较慢的经济体，都同时伴随较低的投资率。

据世界银行统计，世界上最贫穷同时也是经济增长最慢的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地区，1990～2000年的投资率仅为17.8%；同期经济增长最快的东亚和太平洋，投资率为33%左右；而经济增长率明显低于世界平均水平的发达国家，同期投资率为23%。印度2000年的GDP增长率为较低的5.4%，与此对应的投资率为24.8%；随着投资率先后在2004年和2005年提升到31.4%和33.4%，GDP增长率分别达到7.9%和9.0%。泰国1990年的GDP增长率与投资率分别为11.6%和41.4%，亚洲金融危机彻底结束后的2000年分别为4.8%和22.8%，而2004年分别为6.7%和27.1%。1978年以来，与中国经济平均两位数高增长相对应的投资率平均为37.5%。

回到最初级的宏观经济学常识。一个没有投资的经济，也就是全部供给等于全部消费的经济，或者收入＝消费的经济，是零增长的经济。只有在当年实现的收入≠消费，或者没有被全部消费掉的前提下，才能产生储蓄，进而才能有足够的资源用于投资，使宏观经济达成新的平衡，也就是收入＝消费＋投资。这当然就决定了投资是增长的经济体必须具备的条件与特征。投资是资本形成，目的是获取生产的资源，或者是扩大再生产的资源。

那么，为什么中国GDP当中的固定投资率（只计算固定资本形成额占GDP的比例，不包括存货增加的部分）在经历了25年平均水平不超过30％的演变之后，突然在2002年超过了35％，并在以后各年突破40％呢？在很大程度上，这是导致国内大多数经济学家做出错误判断的关键所在。

我的回答是，中国以往的固定投资率之所以大致维持在30％的水平上下，主要原因是其中所包含的私人住房投资较少，随后之所以持续提升到40％，也主要是因为私人住房投资出现了储蓄持续快速增长后的积累性增长。这有什么好奇怪的呢！

总之，我们要借助美国金融危机深入反思中国经济的指导思想，纠正其中的错误倾向，回到科学发展的轨道上来。中国目前积累的巨大流动性，就可以推动中国经济的健康发展，从而在接下来世界经济20年的发展当中，出现一个独特的“中国周期”。

理财周报专栏作者 清议 （中国国情与发展研究所研究员） (本文来源：理财周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