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导的资源配置是行政意志的自我膨胀与自我收缩过程；资本市场主导的资源配置是多数人的公开博弈过程，商业银行主导的资源配置是少数人的内部与外部的不断磨合过程。由于商业银行过度地依赖国家信用，就使得企业的经营风险与国家的系统风险建立起了一个看不见的通道，也导致资不抵债的企业能够在国家政策的扶植下继续生存下去。巨额存贷差的存在导致资金这种现代市场经济中最稀缺的资源被大量闲置，并且成为整个资源配置效率低下的一个重要根源。银行贷款主要靠抵押与质押，使得制造业成为商业银行贷款资金的最主要流向，这一方面形成了过度竞争与过度出口，形成了巨额的贸易顺差进而大大增加了人民币升值的压力，另一方面又使得高科技、服务业与新成长的企业长期得不到银行支持而无法实现更快与更大规模的发展。过渡地依赖存贷息差还导致商业银行的创新动力严重不足，中间业务或者不发展或者发展缓慢已经成为制约中国商业银行进一步发展与壮大的最主要瓶颈。实践已经表明并且还在继续表明，由商业银行作为资金分配的主渠道与资源配置的主机制，不利于中国经济市场化进程的推进与发展，也不能有效地实现资源配置机制的根本置换。由资本市场取代商业银行作为资金分配主渠道与资源配置主机制不但势在必行而且也刻不容缓。从这个意义上说，银行储蓄向股市的大规模迁移不但不能阻拦，而且还要促进并且要推动这个过程的更快发展。这是解决中国经济中流动性过剩的最根本途径，也是实现中国经济良性循环的重要条件甚至必要条件。
    进入资本时代将从根本上改变行政权力的行政理念。只服从于市场的权威而不服从于其他任何权威，是资本与资本机制的最主要特点。资本时代的到来会在市场中内在地形成对行政命令的抗逆机制，这就会反过来促进行政机制的自我收缩与行为转变。现阶段政府对社会经济的管理与控制，主要通过两条渠道：一是行政层次所掌握的经济资源，二是商业银行的信贷规模。正是由于商业银行所掌握的巨额信贷资金，才使得政府的行政意志能够不断地得以体现并且迟迟不能转换管理机制与行政理念。几乎伴随着中国经济发展全过程的时而“过热”时而“过冷”的讨论与政策转变，也无不与银行信贷规模过度膨胀与过度紧缩直接有关。商业银行的行为机制与行为理念不改变，资本市场的资源配置功能与资源配置机制不健全，政府对社会经济的支配能力就不会挤缩，社会经济运行的客观评价机制与市场发展的内在运行机制就很难形成并有效运转。
    进入资本时代将对现行的宏观调控机制形成挑战。中国经济中面临的最紧迫课题是流动性过剩，无论是价格上涨过快还是投资增长过多，都与流动性过剩直接有关。中国经济中的流动性过剩问题产生的最根本原因在于体制而不是政策，经济运行中的问题可以通过政策调节，体制中的问题则必须依赖于制度的变革与完善。中国现行宏观政策的一个突出问题，是没有看到流动性过剩的体制根源，也没有认识到人民币升值背景下的过度加息所形成的适得其反。现阶段中国金融体制与市场体制的基础已经发生了脱胎换骨的重大改变，而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中国的宏观金融政策与宏观金融体制还是旧的并且已经很不合时宜。货币当局的视线与视角不转到资本市场特别是股票市场以及与之相适应的金融体制上来，不从资本市场特别是股票市场的角度与高度来看待与调整中国金融的整个体制与整体政策，金融政策就不可避免地会失准、失灵与失效，也不可避免地会对整个国民经济运行产生巨大的负面影响。作为国民经济中枢神经的金融系统与市场运行之间出现了这样严重的机制性错位与这样重大的方向性走偏，就远比股市崩盘与流动性泛滥更加令人可怕也更加令人忧虑。解决中国现实经济中的问题实际上有两种视角：一是把股市的发展特别是牛市的运行视为国民经济运行的消极因素，以此为依托的宏观经济政策就必然出现走偏甚至严重走偏；二是把股市的发展特别是牛市的运行视为化解中国经济内在矛盾、引导中国经济走向更高阶段的重大机遇，以此为依托的宏观经济政策才能走出恶性循环而实现良性运转。政府与决策层必须站在时代的制高点上来把握中国股市的这一轮牛市，进而把宏观经济运行与发展的基础转到资本市场特别是股票市场的轨道上来，积极地而不是消极地、热情地而不是冷漠地促进中国资本时代的到来与发展。
    大牛市的演绎不但形成了中国制度转型与发展转型的最好时机，而且形成了这种转型的内部成本与外部成本最低、代价最小的最佳时点。坐失中国经济做大做强的千载良机，将给整个民族带来灾难
    股市的这一轮超级大牛市所激活的积极因素与所唤醒的金融意识是现阶段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最宝贵财富，是整个中国全面走向现代市场经济、实现更有效率的发展与跨越的最有利也最现实的条件。政府与社会都必须珍惜与爱护这得之不易的大好局面，顺势而为地推动中国经济更快、更好、更有活力也更有效率地发展。
    站在时代的制高点上来把握市场的整体脉动，是中国进入资本时代的第一个要求。一年多来的大牛市是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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